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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让家长打印作业本质上是责任转嫁” 专家:将“减负”政策纳入教育督导评估体系
栏目:k8凯发集团 发布时间:2026-01-08
 晚上,随着清脆的消息提示音,居住在山东省济南市的王女士手机响起——那是上小学四年级的孩子所在班级群有了新消息,老师发来一份需要打印的数学专项练习——两页A4纸,要求次日早上交。王女士抓起电动自行车钥匙,匆匆下楼,赶往最近的打印店。  这样的场景,近年来在她家已经多次上演。记者在采访中发现,不少家长和王女士一样,都有夜间“紧急打印”的经历,班级微信群中随时弹出的作业文件,成为许多家庭的常态“任务

  晚上,随着清脆的消息提示音,居住在山东省济南市的王女士手机响起——那是上小学四年级的孩子所在班级群有了新消息,老师发来一份需要打印的数学专项练习——两页A4纸,要求次日早上交。王女士抓起电动自行车钥匙,匆匆下楼,赶往最近的打印店。

  这样的场景,近年来在她家已经多次上演。记者在采访中发现,不少家长和王女士一样,都有夜间“紧急打印”的经历,班级微信群中随时弹出的作业文件,成为许多家庭的常态“任务”。

  打印作业给家长带来了怎样的现实负担?其背后又折射出当前教育实践中的哪些矛盾?《法治日报》记者就此展开了调查采访。

  “平均每周打印3次至5次作业,不是练习卷就是复习资料。”王女士告诉记者。

  “有时我比较忙没有注意到群消息、有时老师发打印作业时间比较晚,导致无法及时给孩子打印,因为打印店关门了。”王女士说,这种“深夜打印难”的窘境,让家里陷入忙乱和焦虑。

  王女士尝试与老师沟通。“有一次,我向语文老师反映打印作业多,却收到‘愿意做就打印,不愿意做就不做’的回复。”

  采访中,她向记者回忆孩子就读初一时的情景。“打印任务繁重,工作日每天打印两张,周末每天打印五六张。一学期结束,我把孩子的打印作业整理后摞起来测量厚度,在大部分打印作业上交给老师的情况下,家里保存的练习纸近0.1米高。如果估算,孩子一学期打印出来的作业高度可能超过0.2米。”

  “家里没有打印机,每次打印都像在执行紧急任务。”居住在北京市西城区的朱女士这样描述。她坦言,寻找打印店、往返路程、排队等待,整个流程往往需要耗费半小时以上。

  宗女士介绍说,打印作业内容以语文、英语为主,多为老师临时布置的练习卷、复习资料或默写纸。尽管老师常说“有条件的家长可以打印出来”,但大部分家长会选择打印,有的作业内容没有办法用手抄,必须打印,比如函数图像、几何图形。

  “这已经成为我们家的负担。”王女士说。首先是看得见的经济账,打印一次两三元,一学期下来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

  与经济压力相比,精神负担更重。对王女士来说,帮孩子打印作业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,及时查看班级群、课程群已成为“习惯”,这些都是时间和精力的消耗。

  “我没有向学校或老师反映打印作业过多的问题。”朱女士告诉记者,主要原因是内心有所顾虑,担心反馈之后,老师认为家长“事多”,反而对孩子不利。

  “如果反映打印作业过多,老师可能觉得家长不想让孩子写作业。”宗女士道出了她的顾虑。在“一切为了孩子学习”的前提下,任何对作业的质疑都可能被误解为“不配合”学校教学,影响的可能是孩子的成绩。

  2021年7月,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》,明确要求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。

  受访专家认为,老师频繁在微信群中布置需家长自行打印的作业,这一行为本身与“双减”政策精神相悖。

 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姚金菊分析,过度依赖家庭打印作业,k8凯发集团实质上将家庭异化为学校教学任务的“执行末端”,模糊了家校间的责任边界。一方面,规避对学校作业量的监管,导致学生作业任务“明减暗增”;另一方面,增加家长负担,将本属于学校的责任转嫁给家长。“双减”政策要求“教师要指导小学生在校内完成书面作业,初中生在校内完成大部分书面作业”,家长需要引导完成“剩余书面作业”,而非作为指导学生完成作业的主力。

  “让家长打印作业成为学生完成作业的强制性、常态化前置程序,本质上是将学校教学保障责任转嫁给家长。”首都师范大学北京教育法治研究基地研究员刘一玮说。

  她认为,这种现象折射出当前教育生态的深层矛盾,即家校共育责任边界模糊。包括打印作业等在内的本应由教师承担的教学管理职责转嫁给家长,家校共育异化为“家校共教”,家长甚至成为“校外教师”角色。

  “‘双减’政策的本意是推动学校与教师优化作业质量、合理控制总量,但让家长自行打印作业,是政策落地执行的异化。同时,‘双减’政策作为行政规范性文件,本质上仍属于教育政策文件范畴,其稳定性不及国家法律法规。”她说。

  在姚金菊看来,“双减”政策落实难,主要面临两个困境:一方面,政策与法律的衔接存在问题,虽然未成年人保护法有关于保障休息权的规定,教育法、义务教育法中也有保障平等受教育权的规定,但“双减”政策缺乏与上位法的衔接;另一方面,教育部门的执法资源有限,监管技术不足,导致学校或老师可以通过相对“隐蔽”的途径规避对作业总量的监管,导致对“双减”政策落地的监督难以常态化。

  在姚金菊看来,未成年人保护法、教育法、义务教育法中关于教育减负的规定,是“双减”法治化的起点;通过部门规章等指引学校对“减负”进行制度化构建,将“双减”政策落实为学校规章制度;在执行层面,加强教育评估和监督,可以考虑纳入教育督导评估体系。

  “应依法明确教育参与各方主体的法律责任。加大教育行政执法力度,配置足够专职执法人员,对于违规布置打印作业等行为进行查处。落实问责机制,对违规布置打印作业、变相增加学生负担的学校,依法给予通报批评、经费核减等处罚。”刘一玮说。

  姚金菊建议,教育应回归服务学生发展的本质。她认为,教学创新与减负相辅相成,提高教学质量、精进教学研究、打造高效的课堂,让学生可以在课堂上完成对大部分知识的掌握;丰富学生考核方式,允许教师在资源库内或经备案后,合理选用、组合或微调习题,让补充练习“名正言顺”。在“总量控制”的前提下,进一步对作业类型(如预习、练习、探究、阅读)提出比例指导。

  刘一玮建议建设共享作业库。开发高质量基础性作业、拓展性作业,丰富不同层级作业形式,如探究式作业等;推广线上作业系统,可以实现分层、弹性和个性化推送,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教师负担,提升学生学习质量。

  “教师可以选择学校统一打印或订购统一习题册等方式,由学校教研室完成,避免将此环节留给家长和学生个人。要明确发布渠道与格式规范,通过官方指定教学平台统一发布,如需电子材料,应提前打包、一次提供,严禁零散、临时的群消息刷屏。”姚金菊说。

  学校不让留作业,所以老师说的没错,想学就打,不想做就别打,不强制,全凭自愿,没毛病!这是负责任的老师,不负责任的老师下班即下班,谁会利用休息时间给你整理要打印的试卷,你晚上接信息的时间也是老师的休息时间,搞搞清楚,谁更辛苦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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